高温热浪是如何“杀人”的？

有没有感觉到今年的夏天特别热?高温天气特别多?这不是错觉。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和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项目新数据，今年7月创下了从1880年开始有气温记录以来的最高月平均气温纪录。不仅如此，包括今年在内，过去5年的7月包揽了有记录以来最热7月的前5名。

地球，变得越来越热了。

8月6日，《自然—通讯》发表一项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联合研究。研究指出，相比于工业前水平，如果全球平均气温的增加幅度从1.5℃上升至2.0℃，中国城市地区的8.3亿居民中每年至少增加27900例热相关死亡;如果能将升温幅度控制在较工业前水平高1.5℃以内，则有望使热相关死亡率减少18%。

高温热浪是如何“杀人”的?人类又能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

地球越来越“热”会增加死亡风险

高温和热浪，在气象学上有着明确所指。我国气象学上将日最高气温在35℃以上定义为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将热浪定义为日最高气温高于32℃且持续3天以上的天气过程。在中国，气象局规定连续3天以上日最高温度超过35℃以上的天气过程称为热浪。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5次评估报告指出，近年来人为温室气体排放达到了历史最高值，由于受到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全球气温持续上升，随之而来的全球高温热浪发生频率和强度呈上升趋势，发生范围也不断扩大。

据BBC报道，今年7月份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大范围的高温热浪事件。在欧洲，高温热浪使格陵兰岛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升高了10到15摄氏度;在美国，由于东海岸和中西部的气温飙升，多个地区的气温纪录被打破;在日本，超5000人因热浪而寻求住院治疗;在俄罗斯，数百公顷的北部土地野火肆虐;在印度，人们承受着热浪和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广东的情况如何?根据文献报告，广东省地跨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和北热带，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过去50年期间高温日数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上升幅度达到0.27天/年。

据统计，广东高温日数在20世纪70年代最少，平均每年少于10天;到了1998年以后，高温日数显著上升，平均每年达到20天以上。与此同时，热浪的发生频率和持续时间有增加趋势。根据气象统计数据，广州的热浪次数在20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3次，到21世纪初增加为每年33次。

深圳市国家气候观象台的杨红龙，利用全球区域气候模式系统(PRECIS)模拟未来情景下中国区域性高温热浪事件发生频率、强度及持续时间的变化趋势。相对于1961—1990年的基准时段，该研究预测，在2071—2100年，中国各地区的高温热浪事件的强度增加，发生频率增幅超过100%，且持续时间增加30%以上。

为何人类需要高度关注高温热浪?因为，除了让人感觉不舒适不宜居外，高温热浪还能直接增加死亡风险。

“热死了”并非只是人们口头夸张的表述。2003年，一次席卷欧洲的热浪，共造成超过3万人死亡，其中法国死亡人数接近1.5万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复旦大学联合开展的一项覆盖我国272个城市的研究表明，2013—2015年期间热浪可使居民的死亡风险增加7%。

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刘涛介绍，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郭玉明教授结合人口变化，对不同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热浪与超额死亡的关系进行风险评估。研究结果显示，与1971—2020年间相比，2031—2080年间，在RCP8.5(在IPCC第5次报告中设置的一个温室气体浓度很高的情景)排放情景下，中国因热浪所导致的超额死亡可能增加35%。

广东每年有多少人因高温热浪而死?刘涛介绍，目前省疾控中心已经建立了覆盖全人群的死亡监测系统，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析因高温热浪导致的居民死亡风险。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团队2014年在广州、南雄、珠海和台山4个城市开展研究，发现热浪期间居民的死亡风险比非热浪期间分别高4.8%、15.4%、4.6%和12.5%。

高温是呼吸、神经等系统疾病的诱因

高温是呼吸、循环、泌尿、神经等许多系统疾病的诱因，其中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更易受热浪的影响，增加人群发病风险和疾病的死亡风险。

“正常人体内，产热和散热过程保持相对平衡，以维持体温相对稳定。高温热浪下，人们健康受损最直接的表现为热应激和热休克，易引发中暑。”刘涛说。

中暑有时是“致命的杀手”。若治疗不及时，中暑可加重为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等重症，继而造成大脑、肝、肾等重要器官损害，甚至导致死亡。

在高温热浪下，老年人、孕妇、婴幼儿、户外工作者、心脑血管疾病或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成为最为脆弱的人。刘涛指出，老年人体温调节系统退化，对异常温度的适应能力减弱，在热浪期间发病风险较高;儿童与婴幼儿自身体温调节系统尚未发育完善，更易受高温天气影响;孕妇体内激素状态、机体代谢功能的改变等原因也很容易受到热浪影响。

患有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等基础性疾病人群也是高温热浪的脆弱人群。刘涛介绍，在高温热浪来临时，这些患者的体温调节能力下降，排汗阈值相对升高，再加上出汗多，导致血液粘稠度升高，“这些生理变化，使得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的压力上升，带来脑梗塞和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

对于一些户外工作者、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来说，则是由于不得不在高温烈日下工作，热暴露机会多，较易受热浪的影响。

高温是呼吸、循环、泌尿、神经等许多系统疾病发生的诱因，其中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更易受热浪的影响，增加人群发病风险和疾病的死亡风险。

刘涛说，根据监测显示，热浪期间医院门急诊、住院人数显著增加，其中老年人、儿童和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就诊风险增幅也较高。

刘涛所在的研究团队在广州、南雄、珠海和台山4个城市的研究发现，不同性别、年龄、城乡差别导致的人群热相关死亡率存在差异。在高温热浪期间，随着年龄增加，居民的死亡风险也增加，75岁以上人群的死亡风险最大，女性死亡风险较男性大。

人口迅速增长和老龄化将加剧热效应

除热浪自身的持续时间、强度外，热浪期间人们健康到底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也与许多其他因素息息相关。例如，城市化、经济条件、居住条件，社会的卫生资源配置、人群对健康风险认知、个人采取的防护行为等等。

经济欠发达、贫困地区为热浪的脆弱地区，死亡风险更高。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团队在广州、南雄、珠海和台山的研究发现，尽管4个城市的夏季温度变化、热浪发生频率都极为相似，但热浪在南雄、台山两个县级市所造成的死亡效应比广州、珠海这两个经济发达城市大。

这与不同地区居民的脆弱性有关。南雄和台山地区居民对高温热浪的适应能力较弱，如空调的使用率较低，高温热浪期间没有空调的家庭难以抵挡高温的影响。另外，该地区的医院数量、医疗技术水平、住房条件、基础设施(纳凉中心、大型商场等)等均较广州和珠海差。

虽然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相比农村地区，有更好的经济条件来应对高温死亡威胁，但城市化却也是加剧高温天气的“元凶”之一。

刘涛介绍，城市化引起的热岛效应，会加剧城市极端高温发生的范围和强度，增加了城市居民的高温健康风险，对极端高温期间的死亡率有着重要影响。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将让高温热浪的热效应更加显著：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我国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约1.19亿，约占人口总数的8.9%。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3%。人口老龄化对公共卫生有着深刻的影响。老年患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和慢性肾病等多种疾病在老年人中很常见，这将加剧高温热浪的热效应。

刘涛所在的团队对广州的研究也显示，未来人口迅速增长和老龄化将大大加剧热效应。但是，如果持续地提高民众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可使得气候变化导致的人群死亡风险抵消75%。

值得注意的是，PM10、PM2.5等空气污染也会加剧高温热浪的“杀人”效应。刘涛介绍，灰霾等空气污染会增加高温所致的死亡风险，“PM10对非意外死亡、心血管系统疾病死亡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影响，在高温时效应最强。”

另外，北京大学的吴少伟教授团队在21名大学生中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高温期间，PM2.5对肺功能的影响通常强于低温期间。

要重视高温健康风险预警

2001年，上海建立了热浪与健康监测预警系统，是我国首个高温健康预警系统。随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选择了不同纬度地区，包括南京、深圳、重庆、哈尔滨等城市，以社区为基础建立了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系统。

深圳高温热浪以及健康风险预警系统于2013年8月份启动，系统内录入每日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平均湿度和环境污染物浓度等基础数据，对此进行分析可以显示出健康风险指数。热浪健康风险预警分为四级，每一预警级别都有相应的应对措施，例如蓝色预警为“老人、孩子和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应尽量减少在高温环境中的活动，避免在阳光下暴晒”;橙色预警为“公众应尽量避免高温时段或高温环境中的活动”。

刘涛介绍，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应对，制定了多项政策和措施，2007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2年颁布《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广东省政府也颁布了《关于公布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关于做好高温季节劳动保护工作的紧急通知》和《广东省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规定》等政策文件，这些政策和文件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提供了政策指引和保障。

我国公众对高温热浪健康风险的认知普遍较低。“许多人可能知道何时发生高温热浪，但他们却并不认为自身会受到热浪的影响。”刘涛说，即使拥有最先进的高温健康监测预警系统，如果公众不调整个人行为，该应对措施也难以有效。因此开展公众的宣传教育十分必要。

刘涛介绍，广东省疾控中心针对老年人、孕妇、儿童、户外工作者等脆弱群体，开发了应对热浪相关知识的宣传折页以及科普动画视频。专家们还创作“防中暑”口诀，将其印刷在帆布袋和扇子上，发放给老年人。

省疾控中心还开发了一款基于气温与健康关系的环境指数手机APP“环境健康指数”，实时为民众提供气温变化和空气污染引起的健康风险指数，提醒各类人群在不同天气应该采取的适应措施。

近年来，包括广东在内，我国不少学者针对高温与死亡或发病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然而，刘涛指出，针对热浪健康影响的多中心多区域的大样本研究还比较少。

刘涛认为，疾控公卫部门掌握了很多健康相关的信息，可以与气象环保部门、高校研究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开展深入研究，真正为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只有社会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建立有效的联席机制，才能实现有效的高温热浪应对。”刘涛说，来源于建筑设计、城市规划、交通领域的应对高温热浪行动，可带来健康协同效益，增强人群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例如在建筑设计方面，通过建筑物绿化和使用高反射率和浅色材料，增加建筑物的蒸散和反照率，能起到增强建筑物外部隔热屏障，降低室内空调负荷，达到节约能耗的效果，同时也能提高人群对高温天气的耐受力。

在城市规划方面，开展城市绿化建设，增加植被覆盖度，能够有效降低环境温度。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建立大型纳凉中心，在高温热浪期间为老年人等脆弱人群提供纳凉场所。绿植能为公众提供荫蔽，减少公众高温期间在室外的热暴露。

关键词： 高温热浪 地球 气候